1.1  研究背景和意義 

從整個國際金融領域的研究歷史來看，匯率制度的選擇一直是眾多學者不斷探討的議題。國外學者對匯率制度選擇的爭論在 20 世紀 50 年代變得異常激烈，以 Kindleberger 為代表的一批學者，他們強烈支持固定匯率制度，認為外匯市場上存在大量的非理性的以套利為目的的投機者，如果采取彈性較大的浮動匯率制度會導致匯率頻繁波動，而另一批以 Friedman(1953 )  為代表的學者則極力推薦浮動匯率制，他們認為國際收支乃至整個經濟能夠通過匯率的自由波動而得到調節，該種匯率制下的投機是一種穩定性的投機，有利于維持經濟的穩定。 在此基礎上，“最優貨幣區”理論誕生，Mundell（1961）認為應該結合經濟的某些特征研究匯率制度的選擇，之后又有從政策配合視角、經濟沖擊視角以及政府信譽視角等對匯率制度的選擇進行研究，這些研究的焦點基本都集中在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的優劣上而很少關注中間匯率制，關于中間匯率制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研究就更是微乎其微。 20 世紀 60 年代，凱恩斯的關于寬區間和爬行釘住的思想伴隨著文學的發展而逐漸復興，并隨著 20 世紀 70 年代的參考匯率和最優釘住思想而獲得發展。20世紀 80 年代，目標區的提出將寬區間和爬行釘住結合起來。在此基礎上，保羅·克魯格曼（1991）指出，一個可信的目標區將會使投機穩定。之后，許多新興市場國家采用這種中間匯率制度，直到后來危機席卷這些國家才放棄這種匯率制度，由此便催生了兩極觀點，即當資本在世界范圍內流動時，國家要么選擇固定匯率制，要么選擇自由浮動匯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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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簡要的文獻綜述 

經濟增長作為一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判定一個國家宏觀經濟形勢的重要依據，對于一國當局準確制定經濟政策促進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對眾多研究匯率制度選擇問題的文獻進行梳理，發現國內外學者對匯率制度如何作用于經濟增長的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不斷增加，他們系統地研究了不同的匯率機制對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不同作用，然而對于單獨的中間匯率制度與經濟增長二者關系的研究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框架。下面將從理論與實證兩個角度梳理出中間匯率制度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國內外研究文獻，通過對這些文獻的分析與總結，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一種新的思路。20 世紀 80 年代，威廉姆森和伯格斯坦的匯率目標區理論的提出將中間匯率制度與經濟增長等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結合起來，認為當局為將匯率維持在目標區內所采取的貨幣政策、資本控制等手段，有助于解決匯率浮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比如消費時間扭曲、失業、限制投資和經濟增長以及培育貿易保護主義等等①。根據威廉姆森的觀點，一個國家不可能完全優先考慮將匯率保持在規定的目標區內；如果由于貨幣政策違背國內穩定需要而導致強烈的市場壓力將匯率推到目標區之外，那么就不得不允許匯率位于規定區域之外，這便導致目標區的爬行。 20 世紀 80 年代末，保羅·克魯格曼在目標區方案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理論模型，該模型認為匯率的變動不僅受到諸如產量、價格水平等經濟變量的影響，還取決于人們對未來匯率值的預期。而貨幣供給量的變動能夠對這些變量產生影響從而控制匯率的走勢，因此貨幣當局應把握貨幣供給量的變化。另外，克魯格曼還得出了兩個非常有意義的結論:  “蜜月效應”和“平滑過渡條件”。匯率在目標區內變動既可以及時和低成本的吸收外部沖擊，又可以避免匯率大幅波動所帶來的各種風險損失，從而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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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中間匯率制度與經濟增長：經驗證據 

 

本章首先對中間匯率制度的相關概念進行界定，接著比較 1991-2010 年以來實行中間匯率制度與實行固定、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數量變化，并分析其規律，之后對實行這三種匯率制度國家的經濟增長狀況進行解析，最終嘗試得出關于中間匯率制度與經濟增長的相關結論。 

 

2.1  相關概念的界定 

要考察中間匯率制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首先要對中間匯率制度的概念進行界定，這就涉及到匯率制度的分類方法以及各種分類法對中間匯率制度的劃分。匯率制度分類方法大致有兩種：名義分類法和實際分類法。名義分類法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法定分類法，這種分類方法是根據一國政府公開宣稱實行的匯率制度進行分類，也就是基于各國對外公布的匯率政策和匯率制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根據各國實行的不同匯率制度，將匯率制度劃分成多種類別，各國政府在進行登錄時，按照其公開承諾的匯率制度和政策對號入座。1990 年以來，IMF 不斷細分其匯集的匯率制度種類，對中間匯率制度的劃分也不斷細化，IMF(2005)將其他傳統的固定釘住安排、水平帶內釘住匯率、爬行釘住匯率、爬行帶內浮動匯率界定為中間匯率制度，然而名義分類法并沒有真實地反映一個國家實際實行的匯率制度，因為政府所宣稱實行的匯率制度與其現實采取的匯率制度總是不一致。大量的事實也不斷證明，硬浮動匯率制和軟釘住匯率制普遍存在，這使得名義分類法的準確性降低。 由于名義分類法不能確切地表現一個國家匯率制度的實際運行狀況，這使得很多學者對其得出的結論持懷疑態度。在這種情形下，很多學者根據自己的研究目的，對匯率制度進行重新分類，對中間匯率制度也進行了重新劃分，Ghosh、Guide、Ostry 和 Wolf（1997）分類將貨幣合作體系匯率制度、無分類的浮動匯率制度和預定范圍內的浮動匯率制度界定為中間匯率制度；Frankel(1999)分類則將目標區或目標帶匯率、爬行釘住、一籃子釘住和可調整的釘住四類匯率制度界定為中間匯率制度；之后 Reinhart 和 Rogoff（2004）將事先宣布的爬行釘住、事先宣布的小于等于±2%的爬行浮動帶、事實上的爬行釘住、事實上的小于等于±2%的爬行浮動帶、事先宣布的大于等于±2%的爬行浮動帶、事實上小于等于±5%的爬行浮動帶、小于等于±2%的移動浮動帶劃分為中間匯率制度，該種分類方法存在兩方面的創新：首先是該方法第一次使用了平行和雙重市場匯率數據，這些市場對發展中國家甚至對一些發達國家都是舉足輕重的。Reinhart 和 Rogoff提出，在大多數實行復匯率或雙重匯率的國家中，與官方匯率相比，雙重匯率或平行匯率既能更好地反映一國的貨幣政策，又最具經濟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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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間匯率制度的現實選擇 

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馬來西亞轉而采取波動性較小的匯率制度，同時削弱了與其他國家資本市場的聯系。而韓國和泰國在 1999 年至 2000 年卻加強了與其他國家資本市場的聯系，實行的匯率制度彈性較高。與發生危機之前相比，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所實行的匯率制度也發生了改變，彈性更大。總體上說，發生危機的國家所實行的匯率制度都發生了不同的變化，然而它們實行的并不是兩極匯率制度，這表明中間匯率制度依然是某些國家在某一時期的最佳選擇。 根據 Reinhart 和 Rogoff 對匯率制度的分類方法，整理出 1991-2010 年期間實行浮動、中間、固定三種匯率制度的國家數量變化狀況，如表 2.1 和圖 2.1 所示，發現實行這三種匯率制度的國家數量均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其中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數量在不斷增加，從 1991 年的 50 多個國家增長到后來的 70 多個國家，而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數量基本保持在 20 個左右，雖然也有所增加，但其數量卻遠遠的少于實行中間匯率制和固定匯率制度的國家，雖然在大部分年份，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數量不及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的國家數量多，但其數量在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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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中間匯率制度與經濟增長：理論考察........ 20 

3.1  匯率目標區理論 ....... 20 

3.2 爬行區間理論 .... 21 

3.3  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擴展理論 ....... 22 

3.4  本章小結 ........... 30 

第 4 章  中間匯率制度與經濟增長：實證探索........ 31 

4.1  實證模型的構建 ....... 31 

4.2  數據的來源及處理 ........... 33 

4.3  實證結果及分析 ....... 35 

4.4  本章小結 ........... 42 

第 5 章  我國的政策實施狀況及人民幣匯率制度選擇.... 43

5.1 我國財政政策的階段實施狀況 ........ 43 

5.2 我國貨幣政策的階段實施狀況 ........ 45 

5.3 我國的資本流動及開放程度  ..... 47 

5.4 我國的匯率制度安排 ........ 47 

5.5 政策建議 .... 49 

 

第 5 章  我國的政策實施狀況及人民幣匯率制度選擇

 

本章首先將對我國 1991 年以來實施的財政、貨幣政策進行階段說明，之后對我國的資本開放程度和資本流動狀況加以分析，與此同時，對我國近年來所采取的匯率制度進行總結和概括，最后結合實證模型得出的結論對我國未來的政策實施方向及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變革提出相關建議。

 

5.1 我國財政政策的階段實施狀況 

本節對我國自 1991 年以來所采取的財政政策進行概括和分析，將我國實施的財政政策分為四個階段：1991-1997 年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1998-2003 年積極的財政政策；2004-2008 年穩健的財政政策；2009-2015 積極的財政政策。 5.1.1 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1991-1997） 1992 年，中國的經濟在鄧小平同志“南方講話”之后急速增長。雖然我國的經濟具有迅速發展的態勢，但與此同時也凸顯出很多問題，比如經濟增速過快，導致經濟過熱，單單只靠國家的物力和財力根本無法承受；通脹水平不斷提升，通脹率在 1994 年高達 24.1%，這使得人們在思想上產生了恐慌；國民經濟發展失去平衡，整個國內市場的秩序以及分配秩序紊亂，盲目以及重復建設的問題嚴重存在。 鑒于存在上述問題，要保持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必須要有所作為，于是中央在 1993  年  6  月決定采取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來治理和調整當時出現的經濟過熱現象。加強對稅收征收的管理，減少征收稅種，對國家與企業和個人之間的分配關系進行規范。同時，強化對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分配關系的監督和管理，充分發揮國家財政的職能和作用，提高中央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能力。通過三年的努力，國內經濟在 1996  年成功實現了“軟著陸”，不僅通貨膨脹得到有效控制，擠壓了經濟過熱所產生的市場泡沫，又促使經濟保持高速的增長。1997  年，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  8.8%，而物價指數同比增長  2.8%，形成了“高經濟增長，低通貨膨脹”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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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文以 RR 自然分類對中間匯率制度進行界定，在此基礎上分析了中間匯率制度的現實選擇狀況及其經濟增長狀況，同時對相關理論進行介紹，之后對新興市場國家和發達國家進行實證分析，最后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在整個研究過程中，主要得出了如下幾個結論： 

1.通過對不同國家的經驗分析，我們得知：中間匯率制度依然是很大一部分國家的選擇，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在所有國家中所占的比重基本穩定在 40%左右，雖然比不上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的國家，但卻遠超過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及世界經濟形勢的不斷變化，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數量在不斷增加。另外，除了新興市場國家發生經濟危機的年份之外，實行中間匯率制度國家的平均人均 GDP 增長率均高于實行固定和浮動匯率制度國家。 

2.對新興市場國家的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中間匯率制度確實會影響其經濟增長水平，具體體現在：中間匯率制度有助于貨幣供給、政府支出和資本流動更好地發揮作用，它們對人均 GDP 增長率的積極影響分別高于固定或浮動匯率制度2.8、31.9 和 15.0 個百分點。 

3．對發達國家進行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中間匯率制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與新興市場國家有所不同，中間匯率制度下貨幣供給增長率、政府支出增長率以及資本流動對人均 GDP 增長率的促進作用要比其他匯率制度分別高出 3.2、14.1 和 15.6 個百分點，貨幣供給量的增加和外國資本凈流入在 GDP 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對人均 GDP 增長率的影響作用分別要比新興市場國家高 0.5 和 0.6 個百分點，而政府支出對人均 GDP 增長率的影響卻比新興市場國家低 17.8 個百分點。 

4.結合新興市場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實證分析結果，發現不論是新興市場國家還是發達國家，也不論匯率制度類型如何，貿易開放度與人均 GDP 增長率呈現正相關關系，而通脹率和人口增長率則與人均 GDP 增長率負相關，為此要保持經濟穩定增長，還必須注重發展和維護對外貿易，控制通貨膨脹率和人口增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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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