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投資分析論文，本文基于國際投資相關理論，構建數字經濟影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OFDI）規模的理論分析框架，探討數字經濟發展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影響路徑與作用機制，本文進一步選取具有代表性的市場尋求動機、知識尋求動機和勞動力尋求動機，重點考察不同投資動機的調節效應。
第一章緒論
1.1研究背景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要求，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而推動對外直接投資合作始終是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和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舉措。商務部最新發布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2022年中國對外投資呈現強勁態勢。在流量方面，全年實現1631.2億美元的直接投資，規模位居全球第二，這標志著中國已連續11年保持全球前三的地位，并連續七年貢獻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10%以上。存量數據同樣亮眼，截至2022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存量突破2.75萬億美元，連續六年穩居世界前三甲，充分彰顯了中國作為全球投資大國的地位。當下，以數字經濟發展為依托的數字經濟新業態和新模式正在加速全球價值鏈重構，各國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展現出其頑強的生命力、快速的反應和滲透能力以及巨大的發展潛力，深度影響了國際投資的發展格局。由于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吸引外國投資流入和對外直接投資流出的重要決定因素，世界各國紛紛將目光投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數字技術創新研發和數字治理政策上，這將對未來幾年的國際投資規模和格局產生重大影響。那么，這一波數字經濟的浪潮是否會成為新形勢下中國提升對外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難得契機和有利條件？數字經濟發展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影響究竟是怎樣的？其背后的內在機制又是什么？此外，投資動機的差異是否會使得數字經濟發展在促進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上產生差異化影響，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進一步分析和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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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意義
現有文獻在數字經濟發展與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關系的研究上仍存在顯著不足，亟待進一步探索。具體而言，針對中國國際投資問題的直接性研究相對匱乏，現有文獻多將企業類型作為異質性分析的附屬要素，而非獨立的研究主體，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對該問題的深入理解；現有研究普遍缺乏從母國數字經濟視角的深入探討。盡管母國數字經濟效應對企業國際化進程具有重要影響，但將母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國際投資行為相結合的研究仍較為少見。值得注意的是，考慮到中國企業發展周期的特殊性，母國數字經濟因素在解析企業"走出去"戰略中的關鍵作用不容忽視。然而，很少有研究將投資動機作為調節變量來探究數字經濟發展與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間的內在聯系。因此，本研究擬針對企業對外投資的不同投資動機，從市場兼容能力、知識技術水平和勞動力稟賦等方面，來衡量母國優勢的投資動機并展開實證檢驗，以期豐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走出去”的經驗證據。
本研究有助于深化我們對數字經濟發展與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之間關系的理解。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興的經濟形態，其在推動全球經濟發展、改變企業商業模式、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基于數字經濟發展與對外直接投資（OFDI）規模之間的內在關聯性，構建理論分析框架并開展實證研究，有助于深入解析數字經濟在跨國投資活動中的傳導路徑與作用機理，從而為理解我國對外投資決策的數字驅動因素提供理論依據。本研究有助于指導我國在新常態下優化OFDI戰略。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面臨著結構調整、轉型升級的重大挑戰，對外直接投資作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其戰略定位和實施方式也需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研究數字經濟發展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產生何種影響，可以為我國在新常態下優化OFDI戰略提供有益的參考，推動對外投資實施更加精準、高效地服務于國內經濟發展。本研究對于提升我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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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概念界定及理論基礎
2.1概念界定
2.1.1數字經濟
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興的經濟形態，正在全球范圍內改變著經濟的發展方式和社會結構。數字經濟是指以數據化信息資源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數字經濟”這一概念體系的形成與發展經歷了顯著的演進過程。其術語溯源可追溯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加拿大著名學者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在其開創性著作《數字經濟：網絡智能時代的前景與風險》（1996）中首次系統闡述了這一概念，前瞻性地預見了互聯網技術將引發的社會經濟范式轉型。隨后，美國學者金范秀（2002）從交易形態視角對其進行了重新界定，強調其作為以信息化方式開展商品和服務交換的新型經濟形態的特征。伴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的迭代創新與深度融合，特別是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等顛覆性技術的突破性發展，數字經濟的內涵不斷豐富，研究視角逐步從技術特征描述轉向對數字技術經濟價值的深度解析及其對生產關系的重構效應。本研究中的數字經濟包括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創新能力這四個組成部分。
2.1.2對外直接投資
對外直接投資是指一國的居民實體，通過購買或控制外國企業的股份、設立海外子公司、參加合資企業等方式，在其他國家或地區進行長期性、實質性經營和管理活動的一種經濟行為。這種投資通常涉及資金、技術、管理經驗的跨境流動，目的是獲取對投資國的資源、市場、技術或戰略位置的控制權。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分為幾個主要類型：（1）新建企業，在外國建立一個全新的企業或工廠；（2）并購，購買外國企業的全部或大部分股權，從而獲得控制權；（3）投資增加，向已有的海外子公司或合資公司注入更多資金，以擴大其規模或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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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理論基礎
2.2.1國際投資理論
國際投資理論是經濟學中用來解釋跨國公司和其他國際投資者為何進行跨國資本流動的理論框架。這些理論主要關注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FDI）和國際證券投資的動機及其影響。以下是國際投資理論的幾種主要類型：
（1）壟斷優勢理論
海默和金德爾伯格所提出的壟斷優勢理論，著重強調了企業憑借其在技術、品牌、管理技巧等方面的壟斷性優勢，使得海外投資相較于單純的產品出口更為有效。該理論深刻闡釋了為何某些企業傾向于選擇直接投資，而非僅僅滿足于產品出口。其核心觀點在于，跨國公司之所以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根本動因在于它們具備創造并持續維持獨特競爭優勢的能力，這些優勢在國外市場上能夠轉化為超額利潤。這些壟斷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技術優勢，跨國公司掌握著先進的技術、專利、管理技能和研發能力，這些在國內市場或許無法充分施展，但在國外市場卻能成為其競爭的利器；其次是資本優勢，跨國公司通常能以較低的成本獲取資本，這為它們進行海外投資和擴張提供了便利；二是市場優勢，跨國公司擁有強大的品牌影響力、完善的營銷網絡以及穩固的客戶基礎，這些在國外市場都能助力其迅速占領市場份額；三是規模經濟優勢，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跨國公司能夠實現生產規模的擴大，進而降低單位成本，提升盈利能力。此外，跨國公司還往往具備豐富的管理經驗和高效的管理團隊，這使它們能夠從容應對國外市場的各種挑戰。海默進一步指出，市場的不完全性是促使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根本原因。這一理論為理解跨國公司的投資行為提供了深刻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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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發展現狀與理論分析.............................-19
3.1數字經濟現狀分析...............................-19
3.1.1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現狀.............................-19
3.1.2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現狀.............................-19
第四章數字經濟發展綜合指數測算與OFDI動機衡量................-32
4.1數字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構建...........................-32
4.2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指數...................................-33
第五章實證檢驗與分析..............................-36
5.1變量說明與模型構建..............................-36
5.1.1變量說明................................-36
5.1.2模型構建.................................-39
第五章實證檢驗與分析
5.1變量說明與模型構建
5.1.1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
對外直接投資規模（OFDI）。存量數據涵蓋了歷年累計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能夠全面地反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整體規模，而流量數據僅反映某一時期的投資額，無法體現長期積累。此外，存量數據受短期經濟波動的影響較小，波動性較低，適用于長期趨勢分析。從數據的可獲得性而言，我國相關部門定期發布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數據，數據來源可靠且連續，便于研究應用。因此本文選取《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及各省市統計年鑒中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作為衡量指標。同時，在對調節效應進行穩健性分析時將各省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換成我國各省（市、自治區）上市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來檢驗實證結果是否穩健。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強調企業層面的投資決策，上市公司作為重要的投資主體，企業作為經濟行為的基本單位其市場化程度較高，使用其數據可以更好地反映市場機制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排除政府干預等因素的干擾。許多研究會使用宏觀數據與微觀數據進行對比分析以驗證結果的可靠性，已有的文獻中，上市公司數據常被用于分析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具有較高的學術認可度。從數據質量和可獲得性而言，上市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數據通常來自年報或公告，經過嚴格審計，數據質量較高；而各省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數據可能存在統計口徑不一致或覆蓋不全面的問題，而上市公司數據可彌補這一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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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6.1主要結論
本文先通過構建指標利用熵權法生成數字經濟發展綜合指數，然后選取雙固定效應模型檢驗了數字經濟發展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影響，接著通過調節效應分析不同投資動機下如何調節數字經濟發展對我國對外直接規模的促進作用，另外，通過加入解釋變量滯后一期、更換被解釋變量、縮尾處理的方法進行了穩健性檢驗，最后，對樣本進行分不同地區、分開放水平高低的方式進行了異質性檢驗。最終得到的結論如下：
一、市場兼容能力會促進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提升，體現了ODFI的市場尋求動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場尋求型OFDI。市場兼容能力正向調節數字經濟發展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影響，即市場尋求動機加強了數字經濟發展對我國對直接投資規模的正向影響。
二、知識技術水平會促進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提升，體現了OFDI的知識尋求動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知識尋求型OFDI。但知識技術水平與數字經濟發展的交互效應并顯著，出現這種結果的原因可能是與數字經濟發展有關的高級領域技術“門檻效應”高，不同地區、企業對先進知識技術的吸收轉化能力低，從而使得知識尋求動機的調節效應不明顯。
三、勞動力稟賦與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間的作用并不顯著，本文認為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創造效應”和“替代效應”的相互抵消形成的。但勞動力稟賦正向調節數字經濟發展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即勞動力尋求動機顯著增強了數字經濟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OFDI）規模之間的正向關聯效應。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