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國際金融論文，本文基于2009—2019年的跨國面板數據，實證考察經濟體參與全球價值鏈對其本土就業的影響。我們證明，經濟體參與全球價值鏈能夠在顯著抑制本土失業的同時擴大高技能和低技能職業就業占比，并且二者的增長效應更多來源于本土就業創造效應而非對其他經濟體就業的替代效應。
第1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
關于經濟體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福利效應，各界長期存在爭議。疊加近年中美摩擦、新冠疫情和俄烏沖突等全球性事件負面影響，逆全球化乃至去全球化思潮強勢抬頭，世界主要經濟體紛紛加速轉向保護主義和保守主義，各國公眾輿論對于參與全球價值鏈和融入全球經濟網絡的態度愈偏消極，認為本土企業與海外供應商及客戶的產業聯系不僅削弱了自身安全，也使得“外國人”奪去了本應屬于自己的工作崗位。相較于新興經濟體，這種對就業崗位流失至海外的警惕和敵意情緒在歐美發達國家尤其明顯，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居民將貧富差距惡化和結構性失業歸咎于不斷“侵蝕”其本土經濟的全球價值鏈分工①。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甚至公開聲稱發展中國家對美國進行“工作偷竊（Job Theft）”②。因此，近年發達經濟體大多積極推行保護性法案以阻止本土工作崗位流失③。
目前海內外已有一些關于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對經濟體就業影響的研究，但其研究結論之間存在較大分歧，主要可以分為“崗位流失”和“崗位創造”兩派。崗位創造派肯定了參與全球價值鏈對于各國就業結構改善的積極作用，認為一方面經濟體可以通過全球價值鏈將淘汰的就業崗位轉移至其他國家，另一方面也可以騰出更多生產性資源并投入到更高的利潤環節當中以創造新的就業崗位。例如，Krugman（1983）基于15個發展中國家的樣本研究各國貿易政策與就業的關系，發現貿易自由化顯著促進了就業增長。Bottini & Gasiorek（2009）考察了摩洛哥1994到2002年期間的就業市場變化，發現參與全球價值鏈更多地發揮了就業創造而非就業流失的作用。毛其淋和許家云（2016）將中國加入WTO這一事件作為準自然實驗，考察了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對中國制造業就業的影響，發現其顯著促進了就業崗位增長。Lin et al.（2018）發現貿易對美國就業具有促進效應，同時對價值鏈上下游的其他國家就業也具有一定的帶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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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
準確識別經濟體參與全球價值鏈對其本土就業結構的影響效應面臨四方面的挑戰。一是，參與全球價值鏈并非一個單一維度的概念，而是包括參與程度、分工位置和話語權力等多個層次（Antràs, 2020; 龐珣和何晴倩，2021）。二是，經濟體參與全球價值鏈和其本土就業結構之間的關系較為復雜。一方面，兩者之間同時存在正相關和負相關的歷史案例，例如2000—2021年間印度參與國際貿易分工的程度與其國內就業水平之間呈負相關的關系，英國呈現正相關關系，而馬來西亞的兩個變量之間則未表現出明顯的相關性（圖 1-1）。另一方面，兩者之間還包含著潛在的逆向因果關系。經濟體可能出于改善本土就業市場環境的目的而調整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程度和方式，這種現象在歷史上并非罕見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90年代的市場化改革開放和新世紀后加入WTO以更好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網絡，也可以看作是為了進一步激活本土就業市場而做出的決策。三是，經濟體參與全球價值鏈對其本土就業結構影響存在多樣的傳導渠道，需要識別出有意義的渠道，剔除無關緊要或平庸的因素，建立有效的機制分析框架別。目前很多文獻在經濟體參與全球價值鏈對其本土就業的機制研究方面缺乏有效的理論支持，一方面可能導致識別出來的機制缺乏深度，另一方面可能會因此識別出僅存在相關性而非因果性的機制。四是，參與國際分工福利效應的主流理論和主權國家的現實主張之間存在差異。理論研究大多認為全球價值鏈網絡中的利益分配是非均衡的，位于發達經濟在參與過程中起主導和支配作用，因此獲益較發展中經濟體更多，會更加支持基于自由貿易的國際分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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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文獻綜述與理論分析
2.1 全球價值鏈的影響因素研究
2.1.1 全球價值鏈的概念
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s, GVCs）作為國際生產與貿易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自20世紀末以來得到了廣泛關注。全球價值鏈的研究初步起源于Michael Porter（1985）提出的價值鏈理論，該理論主要分析企業內部如何通過各種活動創造價值。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企業生產活動的地理分散性日益增強，價值鏈理論被拓展應用于全球尺度，用以解釋跨國公司如何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實現生產流程的最優化。在1990年代，Gereffi等（1993）學者對全球價值鏈的概念進行了進一步的理論化和實證研究，尤其是在制造業和服裝業領域的應用。他們提出了全球價值鏈的治理結構，區分了生產者驅動和買家驅動兩種模式。這一理論框架幫助解釋了全球生產網絡中不同參與者的角色與互動，以及全球市場力量如何影響地方生產配置。進入21世紀，全球價值鏈的研究領域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展與深化。隨著技術的快速進步和全球化貿易政策的實施，全球生產活動的地理和技術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Baldwin（2013）在其研究中探討了全球化的“第二次解綁”現象，即技術進步（特別是信息通信技術）促使生產過程中的設計、制造和組裝可以在全球范圍內更加靈活地分布。同時，全球價值鏈研究開始關注其對社會、環境的影響，特別是在勞動標準、工作條件以及環境可持續性方面。Barrientos等人（2003）研究了全球價值鏈中的性別問題和企業社會責任（CSR）活動，探討了如何通過全球價值鏈改善發展中國家的勞動條件。近年來，隨著數字化和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全球價值鏈正經歷新的變革。自動化技術的應用可能導致生產活動的重新地理布局，這對于依賴傳統制造業的發展中國家構成了挑戰。Rodrik（2018）指出，新技術如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的興起正在重新定義全球價值鏈的結構和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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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就業的影響因素研究
2.2.1 就業的界定及分類
就業是經濟學和社會學研究的重要議題，通常指人們為獲取報酬或滿足生活所需而參與的經濟活動。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定義，就業可以分為正式就業和非正式就業，前者通常在正規經濟體系中進行，具有明確的工作合同和勞動保護，而后者則多見于非正規經濟體系，常常缺乏相應的勞動保護和社會保障（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3）。對于就業的分類，可以從多個維度進行劃分，其中按行業分類是最常見的方式之一，國際標準工業分類（ISIC）將就業分為農業、制造業、服務業等多個行業，以便于分析各行業的就業狀況和對經濟的貢獻（United Nations Statistical, 2008）。此外，就業還可以按照職業進行分類，國際標準職業分類（ISCO）根據工作性質和所需技能，將職業分為不同的類別，如管理職業、專業職業、技術職業等（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2）。雇傭性質也是進行就業分類的一個重要維度，包括全職就業、兼職就業、臨時就業和季節性就業等，這種分類有助于理解勞動市場的靈活性和勞動力的多樣性使用（Kalleberg, 2000）。除此之外，學者們還探討了就業的質量問題，如就業的穩定性、收入水平、工作環境和職業發展機會等，這些因素直接影響到勞動者的生活質量和職業滿意度（Green, 2006）。在全球化和技術變革的大背景下，就業結構也在發生變化，例如，信息技術和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導致了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增加，同時也引發了對低技能勞動力的就業沖擊（Autor, 2015）。
因此，對就業的研究不僅需要關注就業數量的統計，更應關注什么因素影響就業質量和結構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社會經濟的長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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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研究設計 .................................. 17
3.1 實證模型 .......................................... 17
3.2 變量和數據來源 .................................. 17
第4章 實證分析 .................................. 20
4.1 基準回歸 ............................ 20
4.2 穩健性檢驗 ...................................... 21
第5章 “中心—外圍”二元結構分析 ............................... 31
5.1 二元結構與全球價值鏈前后向關聯度、話語權力 .................... 31
5.1.1 “中心—外圍”二元結構 ............................ 31
5.1.2 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 .................................... 32
第5章 “中心—外圍”二元結構分析
5.1 二元結構與全球價值鏈前后向關聯度、話語權力
5.1.1“中心—外圍”二元結構
衡量一個經濟體是發達還是發展中，是位于中心還是位于外圍，最直接的方法是通過其國民收入水平來識別。本部分基于世界銀行對全球各經濟體國民收入水平的分類標準，將樣本國家分為高收入和低收入兩類，然后分別進行實證檢驗?；貧w結果表明（表5-1），高收入經濟體參與全球價值鏈對高技能職業勞動占比（hig_r）、低技能就業占比（worker_r）和失業率（unem_r）的回歸系數均至少在5%水平上顯著，方向與基準回歸保持一致；低收入水平經濟體的低技能就業占比（worker_r）和失業率（unem_r）回歸系數分別在10%和1%水平上顯著，其方向與基準回歸一致，但高技能職業就業占比（hig_r）不顯著。這初步印證了我們基于世界體系論的“中心—外圍”二元結構所提出的觀點，即參與全球價值鏈所產生的就業創造效應是非均衡的，相較于發展中經濟體，發達經濟體實質上獲得了更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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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結論和討論
6.1 研究結論
關于國際間勞動分工會是否帶來就業崗位流失的爭論自世界市場形成伊始便存在。例如17至18世紀，面對來自印度紡織工人的生產競爭，英格蘭和法國都出臺了對印度棉布制成品的進口禁令以保護本土的紡織就業①；19世紀的英國議會也曾圍繞《谷物法（The Corn Law）》是否能夠保護本土農民就業免遭海外產品沖擊進行了長達十數年爭辯。當前大國政治博弈和新冠疫情蔓延等負面因素不斷增多，世界范圍內對經濟全球化持消極態度的聲音不斷增強，對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質疑也越發激烈。
本文基于2009—2019年的跨國面板數據，實證考察經濟體參與全球價值鏈對其本土就業的影響。我們證明，經濟體參與全球價值鏈能夠在顯著抑制本土失業的同時擴大高技能和低技能職業就業占比，并且二者的增長效應更多來源于本土就業創造效應而非對其他經濟體就業的替代效應。采用縮尾處理、加入更多控制變量、另法估算全球價值鏈參與度以及將核心解釋變量替換為全球價值鏈前后向嵌入度和話語權力等方式進行檢驗后，結果依然穩健。將經濟體所面對的全球價值鏈“地區浪潮”構造為工具變量并進行內生性檢驗，發現基準回歸結果仍然成立。結合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和劉易斯二元結構理論，本文建立了一個理解經濟體參與全球價值鏈對其本土就業影響的機制框架，發現現代產業部門發展和適齡女性勞動力就業擴張是兩個主要的傳導渠道。進一步地，本文對全球價值鏈就業創造效應的“中心—外”二元結構進行了檢驗，發現發達經濟體攫取了絕大部分的就業創造紅利，而發展中經濟體雖也有一定得益但與發達經濟體落差較大，證明當前部分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工作偷竊”指責是不合理且虛偽的。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中提出，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命運的經濟基礎，在于公平的就業機遇分配；沒有各國勞動力市場的均衡發展，就談不上真正的共同命運。由此，全球價值鏈就業創造效應的南北非均衡，也增加了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