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業管理論文，本文在現有的理論研究基礎上，分析企業數字融合的影響因素，探究數字投資韌性對數字融合程度的影響，并研究了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管理層能力和研發投入的調節效應；同時避免了傳統“三步法”中介變量的弊端，使用面板QCA方法對企業轉型路徑進行分析。
1.緒論
1.1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
1.1.1研究背景
自從人類社會進入信息時代，數字技術的發展和廣泛運用給人類的經濟社會生活帶來了極大的發展空間，與此同時也衍生出了數字經濟這一概念。數字經濟不同于農耕時代和工業時代，它是一種新的經濟、新的動能、新的業態，同時也引發了社會和經濟整體的深刻變革（王齊齊等，2021）。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各產業結合形成數字化生產力和數字經濟，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發展的重要方向。當前全球化格局下，數字經濟的發展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從宏觀回到微觀企業層面，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也已成為全球企業轉型發展的大趨勢，世界各國的企業均將數字化作為自身優先發展的方向，并努力積極推動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發展。未來世界將會圍繞數字技術、標準、規則和數據進行競爭，而這也會成為決定國家未來發展潛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領域。
近兩年，數字經濟的熱度在我國居高不下，盡管新冠疫情肆虐達兩年之久，但是企業數字化的轉型卻在逆境中不斷加速，成為了我國企業穿越不確定性，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新道路。如今，在市場倒逼的時代，企業家們需要思考“轉什么，怎么轉，從何處轉”這三個核心問題，以此來確保在市場更新換代中存活下來。在數字經濟時代，“轉什么”這一問題的答案不言而喻，自然是數字化轉型；“怎么轉”和“從何處轉”這兩個問題，才是企業頭疼的問題。根據中關村數字經濟產業聯盟等機構編寫的《2022年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白皮書》，第二、三個問題的答案在于從連接、數據、智能三個角度實現企業數字化轉型和融合，其中數字驅動將會是轉型融合的主線，從需求出發，以場景切入，用數據支撐，乘技術迭代，呈螺旋前進。在企業的數字轉型的過程中，另一個問題也逐漸浮出水面——如何去衡量企業數字轉型程度，現已有眾多學者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例如代理變量法（陳孟根、周元任，2021；劉飛，2015）、評價指標法、文本分析法（吳非等，2021；涂心語等，2022）等。

企業管理論文怎么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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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方法與研究內容
1.2.1研究方法
基于本文的研究需要，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與實證分析法開展研究工作。第一，文本分析法。本文借助吳非等（2021）的思路通過詞頻統計來衡量企業的數字融合程度。具體來說，在詞庫的構建上，本文不同于傳統詞庫的大一統構建思路，針對不同行業構建不同的數字化技術詞庫，用來區分行業差異性。為了能夠更貼合企業數字融合的概念，本文將企業的數字化技術分為兩個大類：“底層數字技術”和“行業數字技術”。“底層數字技術”是指所有行業共同掌握并使用的一類技術，針對這一類技術僅需要構建大一統的詞庫即可，同時這一類詞庫也是現行企業數字化研究中最為常見的構建詞庫（趙宸宇，2021；涂心語等，2021；王新光，2022；袁淳等，2021；黃漫宇等，2022）。“行業數字技術”是指不同行業所具備的特定的某種數字技術。針對這一類技術，需要分行業進行詞庫構建，本文通過行業內部龍頭企業的年報、政府公開文件、各類權威機構發布的數字經濟白皮書構建分行業“行業數字技術”詞庫。詞庫構建完成之后，本文再運用TF-IDF方法對企業年報中管理層討論與分析部分進行詞頻分析，并以此衡量企業的數字融合程度。
第二，實證分析法。本文首先構建數字投資方程，并分行業估計回歸方程，得到分行業的殘差項，將其作為企業的數字投資韌性。接著，利用Wind和Csmar數據庫，得到其余關鍵變量的相關數據，主要包含三個方面的變量，分別是：管理層能力、企業研發投入、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其次，運用線性回歸模型，探究企業數字投資韌性對企業數字融合程度的影響，并分別研究管理層能力、企業研發投入、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效應和產權性質、家族企業性質的異質性影響。最后運用面板QCA方法替代傳統的“三步法”中介效應研究，研究不同行業間企業數字投資韌性對數字融合程度的影響路徑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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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獻綜述
2.1企業數字化轉型
當前數字中國的建設已經取得了不錯的成效，學術界對于數字經濟的研究話題熱度仍居高不下，在2016年，我國正式提出要注重數字經濟建設之后，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兩大話題成為了研究文獻討論的重點。其中企業數字化轉型作為我國構建數字經濟國家的重要一環，它能有效促進產業數字化轉型進程，學者們對其的研究不在少數。國內外對于企業數字化的研究可以大致分為三類：企業數字化的定義研究、企業數字轉型程度的評價方式研究、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績效影響因素。以下從這三個方面分別來看：
2.1.1企業數字化轉型定義
企業數字化轉型是企業轉型的一種類型，從上世紀開始，就有眾多的研究討論企業轉型的定義和實現路徑。Mumford（1996）指出企業轉型是為了能夠更好地生存或發展，在傳統的功能構架上，通過管理改革，在成本、質量以及服務等指標上取得跳躍式改進。數字化轉型與之類似，利用數字技術對企業價值進行重新賦能，通過從要素驅動到數據驅動、從產品導向到用戶體驗、從產業關聯到企業群落、從競爭合作到互利共生四個維度，實現數字化賦能（焦勇，2020）。在數字經濟時代，想要弄清企業數字融合的路徑，需要對定義進行歸納，區分底層數字技術和行業數字技術的區別（張夏恒，2020）。
現階段對于數字經濟的定義，國內外有著大致相同的觀點，國內較為權威的是信通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2年）》中給出的定義，數字經濟是以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數字技術為核心驅動力量，以現代信息網絡為重要載體，通過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不斷提高經濟社會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構經濟發展與治理模式的新型經濟形態。其中包含了四重含義，分別是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化治理和數據價值化，而企業數字化轉型則是產業數字化的一部分，即傳統產業應用數字技術所帶來的產出增加和效率提升，包括但不限于工業互聯網、智能制造、車聯網、平臺經濟等融合型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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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投資韌性
“投資韌性”一詞主要來源于對長期導向的討論。而“長期導向”主要運用于家族企業的研究中，家族企業是世界各個經濟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家族企業，都希望能夠打破“富不過三代”的魔咒，實現長期持續發展。所以在談到家族企業時，學者們都注重時間這一概念，很多和家族企業相關的研究都和時間脫不了干系，例如拓展視野（James，1999）、永續經營（Millerand Le Breton-Miller，2005）、長期導向（Lumpkin and Brigham，2011）等等。近年來，長期導向逐漸演變成為了家族企業研究文獻中的一個核心概念，有眾多研究希望探究家族企業能夠長壽的原因，但是他們之間也出現了很多分歧。例如對于家族企業的定義，根據Chua等（1999）對家族企業的定義，即家族企業是家族成員主導并形成聯盟控制的，能夠實現跨代傳承，具有長期導向的特征。而這也就意味著所有符合上述定義的家族企業都具有長期導向，這顯然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Chrisman等，2012），并不是所有的家族都具有長期導向，也不是所有非家族企業都沒有長期導向。因此為了后續的研究能夠順利進行，本文將家族企業定義到廣義范圍上，也即是具有家族所有權和家族管理權的企業是家族企業，所以長期導向不再是家族企業的特有特征，非家族企業也可以擁有這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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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論分析與理論模型.......................18
3.1數字投資韌性與企業數字融合程度.................................18
3.2企業數字融合的理論機制分析...............................20
4.變量及模型設計.............................................35
4.1樣本及變量選取...............................35
4.1.1企業數字融合程度...............................35
4.1.2企業數字投資韌性......................................38
5.實證分析.....................................46
5.1總體效應研究...............................46
5.1.1主回歸估計...............................47
5.1.2調節效應....................47
5.實證分析
5.1總體效應研究
本文首先對全樣本數據進行Hausman檢驗，利用R語言軟件得到Hausman檢驗的p值為2.539e-06，小于0.05，因此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并用within估計主回歸模型，得到的估計結果如表5-1所示。

企業管理論文參考

5.1.1主回歸估計
根據上述的回歸結果（1）所示，數字投資韌性的回歸系數為5.3959e-5，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正，這意味著企業的數字投資韌性越大，企業越能夠實現深度的數字融合。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的回歸系數為-1.8186e-4，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負，由于bqdx的值越大，表現企業在當年所面臨的外部環境不確定性越大，因此可以認為企業所處越不穩定的外部環境，越難以實現深度的數字融合。此外，還值得關注的是研發投入和管理層能力這兩個變量的回歸系數并不顯著。前者意味著企業在進行數字融合時并不是研發投入越多越好，過多的投入反而會造成資源冗余、成本浪費、配置混亂等一系列問題，造成事倍功半的現象。后者意味著管理層能力和企業數字融合并不存在顯著的線性關系，當管理層能力過高時，為了盡可能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從而抑制數字融合這樣長期戰略的部署規劃；當管理層能力較低時，為了控制數字轉型過程中的風險，管理層可能會選擇減少行業技術的研發，僅僅停留在底層技術上，從而導致數字融合不全面、不深入（周衛華和劉一霖，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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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結論及建議
6.1研究結論
數字經濟時代是未來全球經濟發展的關鍵詞之一，無論是人工智能的普及，還是諸如chatGPT等應用的出世，都象征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為了順應全球經濟未來發展方向，加快塑造發展動能新優勢，構建新發展格局、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企業應該一往無前，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深度開展數字技術和業務融合，實現數字融合，為數字經濟的增長釋放新勢能。為了了解企業數字融合的內涵，推進企業的數字融合，本文基于行業間差異視角，選取2016-2022年上市公司的相關數據，構建“底層數字技術+行業數字技術”的詞庫，并利用TF-IDF方法計算企業的數字融合程度，研究企業數字投資韌性對數字融合程度的影響，探索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管理層能力和研發投入的調節效應和產權性質、家族企業性質的異質性，最后使用面板QCA方法分析企業數字融合的可行路徑。最終得到如下結論：
第一，企業的數字投資韌性對數字融合程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意味著數字融合將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具有長期視角的企業更能合理地度過轉型的陣痛期并實現深度數字融合。此外，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對這種正向影響存在顯著的抑制作用，研發投入對這種正向影響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而管理層能力并不存在顯著的調節效應。
第二，在異質性方面，在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中，企業的數字投資韌性對數字融合程度均有正向作用，但是在國有企業中，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的抑制作用并不明顯，這得益于國有企業的政策支持、融資優惠和監管福利。非家族企業中的數字投資韌性對數字融合程度的正向作用有限，這是因為家族企業相比于非家族企業，往往有更強的長期導向，考慮到代際傳承，會做出更多的長期戰略，所以更愿意進行深度的數字融合。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