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國際貿易論文，本文將國研網——國際貿易決策與支持系統中8000多種中國出口到不同國家或地區的HS八位碼產品月度出口貿易數據與GDELT數據庫中出口目的地輿論指數數據進行合并，并根據輿論的特點，將媒體報道數量和媒體報道語氣合成輿論影響力變量，分析出口目的地輿論指數對中國產品出口額的影響。
1緒論
1.1研究背景及意義
1.1.1研究背景
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的今天，世界各國之間形成了既競爭又合作的國際關系。一方面，各國在競爭激烈的世界市場中進行全球價值鏈分工合作，謀取自身整體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各國在全球化的分工合作中不斷提高自身實力，謀求更有利的國際分工地位，國際貿易爭奪日益激烈。隨著中國在世界經濟參與程度的提高，其經濟也得到了高速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中國于2009年超越德國成為全球第一出口大國，2010年又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制造業大國，2013年成為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出口的快速提升成為中國經濟騰飛的重要引擎，對中國經濟社會整體發展有著巨大推動作用。 得益于世界價值鏈進一步發展，中國在一舉成為“世界工廠”的同時，也成為發生國際貿易摩擦與爭端最多的大國，所面臨的國際貿易環境也日趨惡化。在國際貿易中，輿論被多數國家作為一種新型國際貿易壁壘，以此對本國貿易實施保護。與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相比，由媒體報道形成的輿論壁壘更容易對出口國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輿論壁壘是指由于各國信息不對稱，媒體通過貶低競爭對手的產品，惡意的負面報道在國內形成輿論，引發消費者對產品的厭惡，進而限制他國產品流入。自2007年起，由于中國出口個別產品質量不達標，世界媒體聚焦于“中國制造”的產品質量問題，在多個媒體夸大炒作下，消費者對“Made in China”形成了低劣產品的刻板印象，導致境外消費者在購物時會刻意關注產品原產地，避免買到中國制造的產品，并且寧愿花多倍價格購買本土產品，也不愿意購買中國產品，導致中國出口貿易嚴重受損（劉暉和潘霽，2021）。雖然如今“中國制造”已不再是質量差的代名詞，但部分西方媒體仍借助“人權”、“國家安全”等幌子對中國產品進行打壓，如2021年3月國際媒體以所謂的“強迫勞動”等借口為由，制造輿論打擊新疆棉花產業（姬德強和張毓強，2021）。由此可見，部分國家利用輿論打壓其他國家產品和產業是其慣用手段。
1.2研究內容與方法
1.2.1研究內容與框架
本文主要從出口目的地輿論角度切入，探討了出口目的地輿論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并探究了其具體的影響機制。研究框架如圖1.1所示。
第一章為緒論。本文重點闡述了研究背景與重要性，并對研究思想與方法，以及創新與不足作了簡要說明。
第二章為文獻綜述。本章從輿論的定義研究、輿論的測度研究、輿論的微觀和宏觀影響研究，以及輿論對出口貿易的影響研究等方面歸納了國內外現有文獻，梳理了出口目的地輿論對中國出口貿易影響機制。
第三章為機理分析。基于媒體傳播特點以及消費者行為等角度，依據相關理論從信息成本機制、引導關注機制和國家形象塑造機制等方面深入探討輿論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機制，為后文實證分析打下理論基礎。
第四章為現狀分析。本章從媒體報道數量及媒體報道語氣兩個方面描述了中國所面臨的出口目的地輿論環境狀況，闡述了不同國家對中國報道數量及報道語氣的基本情況。
第五章為實證分析。本章利用2014—2019年中國與71個國家（地區）HS八位碼下8000多種產品月度出口貿易額及各國對華輿論數據，構建國家和時間雙固定效應模型，并進行穩健性檢驗，通過實證分析法探究出口目的地輿論指數變化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第六章為結論與建議。本章結合上述理論和實證分析得出本文的研究結論，并根據當前我國所面臨的輿論環境和對外貿易現狀，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以促進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和外部輿論環境的改善。
2文獻綜述
2.1輿論的定義與測度
2.1.1輿論的定義
公共輿情植根于生活之中，人們對于公共輿情已經十分了解，學者對于輿情的有關研究成果也不斷涌現，但是對于公共輿情的概念尚未明確。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首次將“公眾”與“意見”相聯系，提出“公眾輿論”概念，認為輿論是公意，體現了大多數人意志，并且反映了公眾對社會或者公共事件的看法及意見。輿論，通常指公眾普遍持有的觀點、看法、判斷或情緒（Schmeller，2009），它來源于事實，并且與公共事件相關聯（Holcombe，1923），是大眾群體對自我、他人和社會關系的認知（Lippmann，1946）。從狹義上來說，輿論是指消除個體意見差異后，多數人對于社會問題所形成的統一性意見，也即多數個體對某些特定重要問題所具有的共同態度和觀點（Minar，1960），注重意見的一致性。曾慶香（2007）認為，輿論，即公眾意見，是一定范圍內多數人用言語情感和行為等方式表現對社會現實中的各種現象、問題大體一致的態度。廣義上的輿論則是社會群體眾多意見的特定集合（Allport，1924），強調地是意見的加總。
由此可見，無論是廣義還是狹義層面的輿論，均涉及個人看法與公眾意見之間的相互影響。在輿情產生過程中，個人會隨著社會群體中他人初始看法以及觀念改變情況不斷調適自身看法，以此對某些重大問題形成共同的意見，也就是把個人看法轉變為公共看法（Degroot，1974）。輿論的形成是一個持續的、動態的、融合的過程，個體通過綜合評價周圍社會群體的各種看法，根據群體間意見的相似性而不斷調整自己的意見，眾多意見相互融合、相互碰撞、相互影響，使得輿論處于持續演變的狀態（Lorenz，2007）。陳力丹教授（2017）對輿情的界定是大眾對經濟社會中出現的各種狀況和問題所表達的情感、看法和心態的總和，具有相對一致性、強烈性和持續性，并且會對社會發展和相關事件發展進度造成影響，其中包括理智與非理智成分。輿論可以分為國內公眾輿論及國際公眾輿論兩個層面，基于本文研究需要，本文所定義的輿論主要為出口目的地境內公眾輿論。
2.2輿論的相關影響研究
2.2.1輿論的微觀影響
為了更為詳細地分析輿論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影響，本文從企業行為決策及消費者購買意愿兩方面對現有文獻進行了梳理。
首先，有關輿論對企業行為決策影響的文獻，主要是從媒體關注角度進行研究的。苑澤明等（2020）研究發現媒體關注會使得企業專利質量下降，并且對非國有企業的抑制作用更顯著。趙莉和張玲（2021）認為媒體關注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投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并且兩者之間的正向關系是通過市場化水平調節產生作用的。對于企業投資來說，媒體關注會通過自身專業能力及相關渠道為投資者提供有效的信息，降低企業搜尋成本，從而對企業投資行為產生影響（梁上坤，2017）。媒體關注也存在一些負面影響，例如，媒體為獲取大眾關注度可能刻意進行負面宣傳報道，企業在短期內受到負面信息的影響，從而導致一定損失（熊艷等，2011）。閆巖（2015）研究媒體報道對企業品牌形象的作用時發現，單一的正面報道事件對企業品牌形象提升作用不大，相反，負面新聞報道見效更快且影響面巨大。
其次，從消費者購買意愿梳理輿論對微觀經濟主體影響的文獻。現有文獻主要從正面輿論和負面輿論兩個方面來進行研究，并且大部分學者一致認為，負面輿論報道的作用遠大于正面報道信息的作用。鄭志浩（2015）研究媒體信息對轉基因大米銷售影響時發現，消費者會放大負面信息效應，從而顯著負面地影響消費者行為，降低消費者支付意愿，甚至其負面信息還會影響整個信息的發展趨勢。對于跨國企業來說，企業的出口額、品牌形象及客戶忠誠度都會受到媒體報道的影響（Wanderley等，2008；Till和Nowak，2000）。Cheng和Chaplin（2012）、Dobele（2011）的研究表明，和正面輿論的正向作用相比，負面輿論對消費者購買決策及品牌知名度產生的負面影響更大。李夢璐和張社梅（2020）認為媒體報道的負面信息會顯著降低消費者預期。劉宇涵和劉永松（2017）認為正面輿論會顯著促進消費者購買意愿，而負面輿論則相反，且負面輿論對購買意愿的影響程度遠大于正面輿論的影響。
3輿論影響貿易的機理分析..............................12
3.1消費者信息搜尋理論....................................12
3.2消費者注意力分配理論...............................12
4各國對華輿論的特征事實..........................................18
4.1國際媒體對華新聞報道數量...............................18
4.2國際媒體對華報道褒貶情況..................................20
5出口目的地輿論對中國出口貿易影響的實證分析......................22
5.1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22
5.1.1模型設定..........................................22
5.1.2主要指標及數據說明.........................22
5出口目的地輿論對中國出口貿易影響的實證分析
5.1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5.1.1變量描述性統計
本文的樣本區間為2014—2019年，在數據處理過程中，考慮到各變量絕對值的差異，對除解釋變量以外的所有變量均采取了對數化處理。表5.1列出了模型中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情況。從表中可以看出，樣本量較為充足，各變量標準差較小，最大值、最小值均在合理范圍內，說明數據較穩定。 本文被解釋變量為中國與各貿易伙伴國的產品出口額，解釋變量為各貿易伙伴國對中國報道的輿論指數，并在模型中加入雙邊經濟規模、匯率、雙邊貿易成本、貿易開放度等一系列控制變量。由于媒體報道的性質，輿論在傳播過程中對消費者情感行為、購買決策產生影響，從而反映到宏觀層面一國出口上，需要一定的時間，所以輿論對出口貿易的影響不是在輿論出現后短期內形成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時滯性，因此我們把輿論指數的滯后期數也納入到模型中加以考慮。
6結論與政策建議
6.1結論
世界貿易自由化的深入弱化了傳統關稅壁壘在國際貿易中的功能，限制了進口商品配額和進口許可等非關稅壁壘的實施，因此，傳統國際貿易運用的空間也逐漸減少，傳統國際貿易得到了飛速發展。但是，在世界經濟國際化和國際貿易自由化進程加速的今天，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出現也并非偶然。由于對關稅壁壘的限制作用，為保護本國部分產品和企業受到沖擊，部分國家轉而以非關稅壁壘措施取代了關稅壁壘對進口商品的約束，例如用技術標準、質量標準、環境標準和衛生標準等各種多樣的非關稅壁壘措施對本國實施保護。輿論壁壘，作為主要非關稅壁壘措施之一，和其他非關稅壁壘措施一樣，都是為了限制進口，從而保護本國貿易利益。雖然當前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國際地位得到了穩步的提升，但和西方國家相比，中國在媒體傳播能力以及國際影響力等方面還處于弱勢地位，輿論壁壘對出口影響較大，因此研究出口目的地輿論指數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影響顯得十分必要。
本文將國研網——國際貿易決策與支持系統中8000多種中國出口到不同國家或地區的HS八位碼產品月度出口貿易數據與GDELT數據庫中出口目的地輿論指數數據進行合并，并根據輿論的特點，將媒體報道數量和媒體報道語氣合成輿論影響力變量，分析出口目的地輿論指數對中國產品出口額的影響。在理論分析上，本文從消費者行為學角度入手，在信息成本機制、注意力引導機制和國家形象塑造機制等方面分析了出口目的地輿論指數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傳導機制。在計量方法上，本文利用所構建的固定效應模型實證檢驗了出口目的地輿論指數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效果，并考慮了出口目的地輿論指數對中國出口貿易影響的時滯性。另外，本文根據媒體報道語氣的不同，實證檢驗了出口目的地正面輿論以及負面輿論對中國出口貿易造成的影響。最后，本文還將出口額進行分解，實證檢驗了出口目的地輿論對出口價格和出口數量的影響，并進一步在國家異質性和產品異質性的基礎上進行分樣本回歸，分析了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一帶一路”國家以及非“一帶一路”國家輿論對中國出口貿易所造成的不同影響，檢驗了出口目的地輿論對我國出口的消費品、資本品、中間品、初級產品以及工業制成品的影響。
參考文獻（略）